雖然沙羅洞距離熱鬧的大埔墟不到4公里,與中環到銅鑼灣的距離差不多,如果風箏願意直飛的話,但它似乎是一個偏僻的地方,隱藏在山里。通往那裡的唯一道路很狹窄,先沿著樹木繁茂的山坡向上,然後蜿蜒進入一個小山谷,最後到達一條溪流上方。
從這裡開始,有一條土路,穿過樹木、灌木和黝黑的草,通向一個類似於被群山環繞的盆地的區域。盆地底部輕輕起伏,小道通向一個相對較高的點,那裡有一道柵欄標誌著有機農場的邊界。一個警告柵欄通電的標誌被禁止進入的符號與卡通恐龍的輪廓混合在一起。
附近,一塊褪色的信息板介紹了在沙洛東發現的六種蝴蝶。再過幾分鐘,土路就到了張屋村。這是一群大約五十棟小房子,坐落在一片參天大樹的樹林下。現在沒有人住在這裡,大多數房屋都處於不同程度的腐爛狀態,只有少數房屋得到維護,包括現在主要用作徒步旅行者的簡單咖啡館的一棟。
在張屋旁邊,最近建成的水池由一小群工人負責照料和維護,希望它們能夠吸引越來越多的濕地野生動物。旁邊還有另一條小溪,有一系列的水池和綠樹成蔭的小瀑布。即使在初冬的一天,當大多數昆蟲不活躍時,兩隻被稱為“普通藍色寶石”的迷人小蜻蜓也會在空中小規模衝突中靠在一起飛行,爭奪領地。
看起來多麼田園風光啊!距離喧囂的人群如此之近,卻又如此遙遠:如果您對它的背景一無所知,您可能會認為沙洛東就是香港版的香格里拉。
然而,這種表面上的平靜掩蓋了沙洛通在長達四十年的激烈爭端中心所扮演的角色。作為一個 南華早報 1995 年 6 月,一篇題為《天堂裡的麻煩》的文章指出:“近來,沉睡谷變得有點像戰場了。”
曲折的情節堪比複雜的肥皂劇
在很大程度上,沙洛洞之戰一直是一場口水戰,但有時也會對這裡的景觀造成非常真實的損害,這是一場曲折漫長的傳奇故事,甚至可以與最複雜的肥皂劇相媲美。這是一個傳奇故事,主角包括居民和前村民、想成為開發商的人、自然愛好者和綠色團體、顧問、越野車愛好者,以及小而有影響力的蜻蜓。是的,你沒看錯:蜻蜓。
調查沙洛東的歷史,您可能會發現很難確定關鍵事件的日期。關於村民首次定居於此的年份,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報告,但其中最值得信賴的可能是 1689 年,如一封致村民的信中所述。 郵政 來自三名前居民。
就在二十年前,隨著新近勝利的清朝試圖加強安全,對抗台灣殘存的明朝勢力,現在的香港地區以及中國南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區被強制撤離。疏散行動從 1662 年持續到 1669 年,歷史學家詹姆斯·海斯 (James Hayes) 指出,雖然大約 16,000 人離開該地區,返回的人數不到 1700 人,但政府協助客家人移民到該地區。
張氏是客家人,定居沙洛洞的張氏祖宗也許是隨著這波移民潮而來的。不久之後,另一位客家人李偉恩嫁入該村,當時稱為老圍。村民都是農民,種植水稻和蔬菜,飼養鴨、雞和豬。隨著人數的增加,張氏向西遷移了一些,建立了張屋,而雷氏則留在了改名為李屋的村莊。
雖然農民們一定改造了當地的景觀,特別是開闢了稻田和灌溉渠道網絡,但沙洛東在香港的歷史上卻是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古物古蹟辦事處對張屋及李屋的記述僅提及“沙螺洞因其地理優勢,成為抗擊日占時期(1941年至1945年)游擊隊的根據地之一”,然後簡要敘述了這些村莊的滅亡。
這種情況始於 20 世紀 60 年代,當時農業活動減少,村民越來越多地在城市地區工作,或者前往海外(尤其是英國)開始新的生活。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只剩下幾十名老年居民。
1978年,沙洛洞周圍,尤其是東部的大部分土地被指定為八仙嶺郊野公園。未來看起來肯定是和平的。然而,與香港其他地方一樣,鄉村地區被排除在郊野公園之外,據說是為了讓鄉村生活方式得以延續,從而為其他用途留下了可能性。
進入沙洛通開發公司
沙洛通開發公司成立於 1979 年,多年來為該盆地制定了多項規劃。該公司與村民接洽,購買了他們大部分土地的使用權——每間房子的押金為150,000港元,外加土地費用;並承諾一旦開發完成,每個村民都可以退還押金,以換取他們可以居住或出售的房子。
最初的提議——建造一個高爾夫球場加過夜住宿,但由於三個政府部門的反對而被拒絕,特別是沙洛洞是一個為船灣淡水湖供水的集水地。
公司並未被嚇倒,而是擴大了計劃,增加了俱樂部會所、豪華住宅等,並於 1983 年獲得了土地和工程會議的原則批准。七年後,郊野公園管理局在諮詢機構郊野公園管理局批准了一項包括 31 公頃郊野公園土地的開發計劃後,批准了該計劃。如果有關環境影響評估的擔憂得到解決,地政總署似乎也將效仿。
但 莫迪凱·李 (Mordecai Lee) 等六個環保組織成立 政府公共關係:讀者, 這場運動被稱為針對郊野公園管理局決定的“十字軍東征”,認為高爾夫是一項精英運動,公眾參與將受到限制。 1991年,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時事通訊刊登了一篇題為“沙羅洞被強暴”的文章,暗示高爾夫球場是促進豪華住宅開發的一個聰明策略;郊野公園委員會成員 John Hodgkiss 博士看到這一點後並不為所動,他在當年 12 月寫道:“我無法理解對高爾夫球場的如此大驚小怪。”
地球之友就郊野公園管理局的決定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裁定該決定無效並撤銷。 1993年,行政投訴專員[申訴專員]維持對郊野公園管理局行政失當的投訴。
作為回應,該潛在開發商修改了計劃,將郊野公園區域排除在外,並將高爾夫球場的面積從 18 洞縮小到 9 洞,同時還增加了規劃的住房數量。然而這個項目仍然像以前一樣難以捉摸。
綠色團體的十字軍東征仍在繼續
綠色團體繼續他們的運動,1994年向州長彭定康請願,表達他們對開發的反對意見,並指出沙洛洞是蜻蜓的獨特棲息地,最近發現了兩種對科學來說是新的物種。
以前的居民正在失去耐心。 “我們要求現在就建造這個村莊,我們希望對我們的人民多年來支付的租金給予補償,”他們的代表、村民羅傑·李國強(Roger Li Kwok-keung)說,他當時是一名居住在英國的會計師。 “我們已經要求開發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這些事情,否則我們將收回村莊。”第二年,即 1995 年,推土機到來,灌木和樹木被推倒,土地被剝光,據說是為了有機農業。但沒有進行耕作,也沒有村莊被奪回。儘管傳奇仍在繼續,沙洛通再次安靜下來。
儘管高爾夫球場被從計劃中刪除,但高等法院拒絕推翻禁止開發商在沙洛東建造 160 套住宅的保護令。村長張天福對此表示不滿 郵政:“如果蜻蜓和蝴蝶不喜歡這種發展,它們可以飛走。”
還有進一步的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包括我花了三天時間在沙洛洞調查鳥類的項目。一天下午,我見到了沙洛東發展公司的董事約瑟夫·方(Joseph Fong),詢問他對蜻蜓等的看法。他很熱情,直到我說:“好吧,你確實擁有中國南方生物多樣性最好的地區之一”,之後他檢查了自己的車,不再理睬我。鳥類沒有被納入下一次野生動物調查中。
世紀之交左右,戰爭遊戲玩家和越野司機到來,據報導後者“將村莊小道變成泥濘的荒地”,並公然蔑視警察命令。
與綠色團體合作但環保人士不為所動
到 2012 年,開發商又推出了一項新計劃,這次包括與前對手 Green Power 合作建造一座擁有 60,000 個骨灰龕位的骨灰龕。這肯定能安撫綠黨嗎?對於開發商來說,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十個環保組織對該計劃提出了反對,但該計劃似乎消失得無影無踪。三年後,更多的植被被砍伐,2016 年,“自稱村民”種植了開黃色花的油菜籽,這些花吸引了 Instagram 用戶,但對野生動物毫無用處。同年 12 月,Joseph Fong 宣布他將被迫出售該地區的土地,聲稱政府不會幫助保護土地,因此土地正在被破壞。顯然,他對村民未兌現的承諾以及多種野生動物失去家園並沒有感到不安,他說,“我們是最大的受害者。”
方或許不幸的是,部分歸功於蜻蜓,他在 1970 年代看到機遇的地區已成為香港第二優先的自然保育地點,僅次於后海灣/米埔地區;但與后海灣不同的是,政府拒絕介入併購買土地。但在 2017 年 1 月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梁振英宣布了一個潛在的前進方向,即向開發商提供一個經過修復的垃圾填埋場,以換取其在沙樂東的股份。
雙方進行了談判,最終於去年 4 月 [2022] 就土地交換的最終條款達成一致。由於政府渴望盡快開始保護工作,四年前與 Green Power 簽訂了一項管理協議,旨在恢復和改善野生動物的核心區域。
終於,沙洛東的未來一片光明。 “談判和妥協可以給所有人帶來幸福的結果,” 郵政 2017 年的社論熱情洋溢。但並非所有人,至少在沙樂洞:2018 年,一名村民起訴開發商,要求履行其建造兩棟房屋的協議,綠色力量向高等法院提交了一份令狀,要求對五名男子(均姓張)發布禁令,禁止他們進入保護區並恐嚇其工作人員。
看來該禁令有效,使綠色電力及其承包商能夠在張屋旁邊建造一個小型濕地。這裡有一個主池塘,可能是一個網球場的區域,有塑料管道通向下面一些較小、較淺的水池。土堤和管道看起來很簡單,但該項目迄今為止已花費了數百萬港元的政府資金,並且涉及綠色電力談判的繁文縟節。
在視察現場時,綠色能源總監 Dr. 程 陸奇講述了需要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的景觀美化工作,以及在附近的沼澤地修建一條小型灌溉渠道所面臨的挑戰。鑑於沙洛洞的敏感性,漁農自然護理署密切監督計劃,旨在防止該項目造成不利影響。
“我們種植了本地物種,例如附近發現的植物,”程說。綠色力量的野生動物調查表明,在已經乾涸的地區創造濕地的努力正在獲得回報,其中包括兩種六年來沒有記錄的蜻蜓物種。雖然管理協議於去年 7 月結束 [2022],但政府正在提供更多資金,以便綠色電力能夠管理新濕地並創造更多濕地。
綠色力量還組織沙羅東教育之旅,並與另一家新企業沙羅東格林菲爾德有機農業合作。
沙螺洞綠地有機農業
沙螺洞綠地由李漢民和陳麗雅帶頭,他們在一個被菜地包圍的木棚裡與我交談。六十二歲的李先生是沙洛東人,他還記得自己的童年時光。 “我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幫媽媽幹農活;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我什至有一頭牛,”他說。
李14歲時,全家移民到英國。在英國完成學業和大學學業後,他回到香港,在那裡他的工作包括成立一家IT公司,並在中國大陸工作過一段時間。退休後,村民邀請他回到沙洛洞作為他們的代表,部分原因是為了幫助監督土地交換。 “如果他們認為我有能力,為什麼不呢?”他想——畢竟,退休後住在這裡一直是他的想法。
“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在這裡,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李說。 “除了完成土地交換,政府不知道如何處理沙洛東。我們激勵他們,說人們可以搬回來,與大自然一起生活,接受西莉亞的有機農業培訓。”
陳西莉亞 (Celia Chan) 是李的前辦公室同事。來自香港島城市,擁有人力資源管理學位的企業職業背景,似乎不太可能教授有機農業。但她一直喜歡徒步旅行和戶外活動,週一,當李從辦公室回來時,她正在公司工作,看上去曬黑了。 “你曬過日光浴嗎?”她問道,當他告訴她沙洛東時,陳決定親自去看看,這讓她對那裡的工作非常著迷,在香港浸會大學完成課程後,她成為了一名有機農業檢查員。
“有機農業不是為了賺錢——從長遠來看,它是為了土壤的利益,避免化肥和除草劑的問題,”目前在沙洛東全職工作的陳說,儘管兼職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提供諮詢。
陳和李概述了他們如何在資金很少的情況下開發農業項目,努力建造兩個太陽能發電站等設施,並安裝水泵來獲取溪流水。目前,與他們一起工作的人中大約有 70% 來自沙洛東以外的地區。 “村民的基因是物質主義的,許多人只會為了錢而工作,”李說。 “除了像我一樣喜歡這個項目的十到二十個人之外,我無法說服所有村民都加入。我們從三個村民開始,消息已經傳開了。”
打造“生態村”的希望
陳通過聯繫即將退休的前同學來召集志願者,其中一些人有著大學教授等強大的背景,幫助安裝和維修設備,研究如何收集雨水,並就項目工作的各個方面尋求政府許可。 “我還加入了一個關於農業的 Facebook 小組,並邀請成員來到這裡,”陳說;現在有大約90名志願者。
也許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個“戰場”上,李表示與綠色力量並肩工作並不總是那麼容易,前兩年還存在爭議,但現在很欣賞鄭六基及其同事可以通過評估他們的努力來提供幫助。 “我去過英國,會見了那裡的村民,並告訴他們,‘綠色能源不是你的敵人——你可以認為他們是你的園丁,’”他說。
儘管李大肆宣揚與自然和諧相處,但農場有一個小電圍欄來阻擋野豬,還有偶爾殺死野豬的狗。我指出這並不和諧,李回應道,“野豬可以回歸自然。”
即便如此,我還是注意到農場裡有橄欖背鷚等鳥類在覓食,李說:“這是香港第一個綠色團體與村民和諧合作的例子。”儘管有些人可能對此有異議,但他希望已經奠定了基礎,可以說服政府允許在沙洛東進行進一步的小規模開發。
“現在,我們只使用了大約二十分之一的舊農田,”李說。 “如果我們能夠擴大一點,這將是最好的前進方式。”在沙洛東發展公司向出售開發權的家庭支付約$150萬港元賠償的幫助下,李希望能夠重建約12棟房屋,其中9棟形成“生態村”。
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其中包括廢物處理以確保溪流不受污染等挑戰。但李很樂觀。 “我們需要更多的靈活性和政府的支持,”他說。 “如果他們有足夠的勇氣說‘是’,我們將採取更多措施讓沙洛東看起來更好。”
為《南華早報星期日》雜誌撰寫。
1992年,我回到香港,參加由理查德·吉(Richard Gee)更新的我父親格雷厄姆·海伍德(Graham Heywood)的書《香港漫步》(Rambles in Hong Kong)的發布會。我以這本書為指導畫了一系列水彩畫。我描繪的地方之一是沙洛洞,同時祈禱這個美麗的地方及其風水樹林和溪流不會被破壞。順便說一句,理查德·韋伯(Richard Webb)寫了他的關於風水木的博士學位論文,可以在卡迪夫大學的書架上閱讀; (他錯過了提到神聖的方面)。
保護沙洛東的失敗之戰仍在繼續。沙洛東這個寧靜的廢棄村莊是香港最美麗的鄉村地區之一。從大埔穎站可輕鬆抵達。哦,我很懷念2017年夏天度過的那段時光。